民國七○年二月一日我警校九十八期第二梯次畢業分發，自保一總隊調派至台北縣警察局淡水分局，擔任一等外事警員（丙等特考及格）。報到後的第二個星期假日（星期六仍上班半日），我的直屬長官第一組分局員（改為組長前的職稱）告訴我，星期天早上七點要到淡水高爾夫球場服特種勤務，我有些納悶，我是外事警察與特勤有何關係？

　　分局員告訴我，因為「第一夫人是俄國人！」

　　服從，是我們的天職，我甚至連內衛區、外衛區、侍衛區都摸不著頭緒，也沒參加勤教就披掛上陣了。

　　淡水高爾夫球場照例提供分局特勤員警一份早餐，在球場西餐廳用餐，是不錯的福利。二十一歲的我，享用著人生首次的咖啡、太陽蛋、火腿、烤吐司，大感幸福。

　　吃完早餐就隨著「大內高手」們的外圍移動，從第一洞到第九洞，中場休息，在球場休息賣店外，透過落地窗，看到一位金髮夫人坐在咖啡桌前，一股煙從她的鼻孔竄出，拖出兩道長長的煙痕，後來我才明白，她就是警衛對象蔣方良第一夫人，距我約五十公尺。

　　也就在當下，有一位穿著筆挺的黑西裝青年，臉上有一點混血的模樣，他告訴在場的警衛人員，招待大家吃一份賣店的熱狗麵包，我有幸也嚐了一份。

　　後來我才知道那位年輕人，就是蔣孝勇先生。雖然服蔣方良女士勤務不會太累，但當時每週僅有的一天假期往往就泡湯了。所以分局還是以輪流的方式擔服。

　　民國七十六年我自警官學校五十四期二隊畢業，分發至第二警官隊，年底十二月二十五日參加經國先生蒞臨的國民大會行憲紀念大會，大會在臺北市中山堂舉行，我擔服相關勤務。

　　當時經國先生坐輪椅出場，民進黨國代拉布條鼓譟，不過經國先生是否看到此一情景？眾說紛紜（經國先生因糖尿病視力受損），隔年一月十三日下午經國先生病逝，我正在第二警官隊隊部服勤，電視突然沒畫面，長官叫我協助打電話叫全員集合，當時尚無手機等設備，不多時，博愛特區進入高度警戒，憲兵在總統府周邊持槍站崗警戒，副總統車隊駛向總統府，李登輝依法宣誓繼任總統，司法院長林洋港監誓。

　　再隔日我又接到命令支援大安警衛室（原來編制在第二警官隊），後來正式升格為李登輝總統侍衛編組，我們支援的警衛官則改調第一警官隊，並繼續在大安警衛室軍警混合編組服務。

　　民國八○年，我自願請調回家鄉基隆市警察局服務，在第二分局第一組組長服務期間，又遇到蔣方良夫人因思念經國先生，故不定期會前往基隆市碧砂漁港經國先生銅像前眺望，她坐在圓環矮牆上，若有所思，表情茫然，雖無悲容，但在五十公尺旁維安的我們都能感受到那份思念，深受感動。

　　原以為此後不會再與第一夫人的勤務有所交集，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，蔣方良第一夫人病逝，家屬選擇於基隆市火葬場火化，我當時任職基隆市警察局督察室，正是特勤的承辦人，基隆市政府給予蔣方良夫人高規格禮遇，我們也編排了維安勤務，火化過程順利。

　　最後車隊返回台北繼續喪葬事宜，那也是我最後一次在五十公尺外目睹蔣方良夫人的禮車緩緩駛離。

　　歸納我的警察生涯，曾三度參與與蔣方良夫人相關的特勤或維安勤務，看見了真實的蔣方良夫人。她是一個樸實、和藹、低調的母親，經國先生的賢內助，世人評價很高的第一夫人。（張受清）